至于荣禄是何反应，这从光绪召见的奏对
可以看
。那天，第一个被召见的就是荣禄。他向皇上面劾康有为，说他“辩言
政”云云，可见对康的言论十分不满。
不过，怒归怒，发了一通脾气后，太后还是作了让步。有史料称，当光绪决意变法时，
诸人极为惊骇，乃知帝
虽柔懦，亦带有其母叶赫那拉氏之血系也。至于太后为何让步，也是因为国家危亡，势如累卵，不变也确实不行了。即便从维护自
的统治来说，也该如此。从现有的资料分析看，西太后也不是像人们所想的那样一开始就反对变法。因为变法搞成了，不再受洋人欺侮了，这不也是好事吗？于是，她和奕劻商量说，先由他办吧，办不模样来再说。于是，奕劻便带话给光绪说：“皇上
办事，太后不阻也。”
值得注意的是，就在徐致靖上折举荐维新人士同日，保守派御史黄均隆也上了一
折
。该折却与徐折针锋相对，是弹劾维新人士的。被黄
名弹劾的有陈宝箴、梁启超和黄遵宪，罪状是他们在湖南设立时务学堂，“学行西学，徒务虚名”，力倡民主议院之说，散布“改正朔、易服
”之言，“刊报传播，骇人听闻”。
这两份折不早不晚恰巧同时呈到了光绪面前，而且
容针锋相对，这或许是巧合。但光绪阅后态度鲜明，立即
了批示。对徐折的批示是：主事康有为、张元济于四月二十八日（6月16日）“预备召见”，黄遵宪、谭嗣同“送
引见”，梁启超“总理衙门察看
奏”。而对于黄折只批了一个“存”字，也就是留不发。
一件便是光绪召见康有为。早在去年底，光绪就有意召见康有为，但被恭亲王所阻拦。6月13日，即光绪颁定国是诏两天后，侍读学士徐致靖便上奏推荐康有为等维新人士。徐致靖，江苏宜兴人，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
士。此人支持变法，与康是密友。他曾代康有为呈递《请明定国是疏》，从而促成了《明定国是诏》的颁定。在奏章，他提国是既定，用人宜先，为此向皇帝举荐维新人士，“请特旨破格委任，以行新政而图自
”。在他保荐的维新人士有康有为、黄遵宪、谭嗣同、张元济、梁启超，而且对他们均评价甚
，对康的评价是“忠肝
血，硕学通才”，对谭的评价是“天才卓荦，学识绝
”，对梁的评价是“英才亮
，志虑
纯”。如此
，不一而足。不过，据御史梁鼎芬揭
说，徐氏之奏折系康、梁代笔。此事有待考证，
不表。
第二件是六堂官事件。在说这件事之前，有些背景需要
代一。维新变法启动后，光绪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，所谓“变法维新之谕连翩而”。比如选人才、发展近代教育、振兴农工商、富国兵等等。其最重要的一项是机构改革。早在年初，康有为就提设立制度局的想法，认为现在的各门均为旧官把持，改革难以实行。在光绪召见之后，康有为又一步提在制度局之设法律、度支、学校、农、工、商等十二局，并在、县设立民政局，督办新政事宜。这个想法立即遭到
这次召见时间不短，有说愈十刻，也有说
达两小时之久。总之，在光绪召见是很少有的。
从6月11日变法开始，至9月21日变法失败，前后共一百零三天，史称百日维新。在这一百多天里，发生的事
实在太多了。要想一一讲清楚，实属不易。不过，有几件重要的事不能不提。
此后，光绪召见了康有为。他是那天第三个被召见的。关于这次召见的况，各记载不一，综合起来看君臣对话主要是围绕变法行。话题很广泛，涉及法国、日本、俄国变法，以及开制度局、废八
等方面。康有为认为，变法当全变，仅变局不行，而要改变首先得从变制度法律始。因此他请求皇上“请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”。他还比喻说，皇上要盖殿，必定要先有图纸，然后再购置材料图建造。可我们过去的改革虽然买了砖瓦，但却没有计划或图纸。他还比喻说，现在的政府如同一座漏
的房，而且房梁已被白蚁腐蚀完了，再待在里边非常危险。因此，你不仅应当把屋拆掉，而且还必须把整个屋，乃至
基全去掉。他们还谈到用人问题。光绪对那些保守大臣非常不满，说他们“简直把我害了”，但是要革除他们很难，因为这个权力握在太后手。康有为向他建议说，如果陛没有权力罢黜这些官，至少应该招致一班明
的官员在自己边，协助自己。用康有为的话说：“皇上变法，惟有擢用小臣，广其登荐，予以召对，察其才否，皇上亲之，不吝爵赏，破格擢用。”
不过，尽
如此，在太后谕旨达的京。据他回忆，他与康在朝房等候召见时，荣禄也在。他是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，前来面帝请训的。当时，康有为与荣禄在朝房里有过一段谈。至于谈容，张元济并未提及。不过据梁启超所说，荣禄向康问及变法之方，康说：“变法不难，三日足矣。”荣问其故，康说：“但将二品以上官尽行杀了，可矣。”
此话听上去甚为极端，康有为是否说过这样的话值得商榷。有分析认为，康说将二品以上官尽行杀了，打击面实在太大，对此表示怀疑。而另有记载称，康有为当时的回答是：“杀二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，则新法行矣。”如果康有为确实说过类似的话，后者的表述可能更为准确。
给太后，公然要权，大意是：太后如不给权，我宁可退位，不亡国之君。据苏继祖《清廷戊戌朝变记》称，太后听了十分恼怒，她说，他不想，我还早就不想让他了。
有了这话，光绪顿时来了劲。此后不久，恭亲王奕病逝，变法又少了一大阻力，于是，光绪决定放手大一场。四月二十三日，即公历6月11日，皇帝大誓群臣，颁布了《明定国是诏》，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由此拉开了序幕。
在召见康的当天，光绪便命康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。据说，光绪原打算重用康有为，但因太后前一天已有谕旨，级官员任命须经太后同意，光绪不得已以上安排。对于这样的安排，康有为当然很不满意。用梁启超的话说：“总署行走，可笑之至。”但在当时的况也只能如此。
但是，这个结果很快就被慈禧太后知了。因为军机大臣随后便将两份折奏呈送太后。太后归政后，表面上在颐和园颐养，但诸事仍由军机大臣送呈太后。皇帝每月则五六次到园请安。据苏继祖《清廷戊戌朝变记》称，早在颁布国是诏前，太后就召见过奕劻、荣禄和刚毅，要他们盯
皇上，不能由他“任为”。因此，皇上的动向，军机大臣们都随时向太后汇报。
6月15日，在徐折呈送两天后，太后
上降一谕旨，今后凡提任用文武一品及满汉侍郎之官员，均需折至太后
谢恩。自日战争后，除万寿日及有特别重要之国事外，太后从未召见臣工。此谕一，让人大
意外。明
人自然心里有数，太后这是要把重要的人事任免权牢牢抓在自己手，这对光绪自然是一个极大的限制。你不是想任用维新人士吗？但没有我太后的批准那是休想。与此同时，太后还任命自己的亲信荣禄暂署直隶总督，这也被视为一防范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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